10月27日至30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1年会在成都召开。本次年会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经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后召开的，因而修正案草案毫无悬念地成为会议的焦点。

　　■刑诉法修改:应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实现平衡

　　对于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有代表提出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刑诉法像一把双刃剑，这边锋利一点就偏向保障人权，那边锋利一点就偏重于控制犯罪。如何保障两者的平衡，是刑诉法的最大问题。”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某种程度上是本土化与国际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平衡，与会代表对于草案的意见，多少反映出自己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取向。

　　■任务与基本原则:有多少条款需要检讨

　　修正案草案对于刑诉法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的十七个条款未作改动，代表们对此显然有很多话要说。

　　刑诉法立法宗旨应增加人权保障内容。有小宪法之称的刑诉法，是一部保障人权的程序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然已经写入了宪法，就应当写入作为刑诉法立法宗旨的第一章第一条。应用“保障人权”替代“保护人民”，“人民”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政治概念。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应予取消。这一条款是文革结束不久的1979年刑诉法中规定的，本意在于强调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由于刑诉法对于分工负责已有职能管辖及其他具体职责规定，因而此条实质上更多的是强调三机关的配合，并且这一规定赫然把律师这一诉讼中的重要角色排除在外，有违诉讼规律。

　　“教育公民和违法行为作斗争”表述应予删除。刑诉法第二条关于刑诉法任务中的这一表述明显带有时代烙印，也非法律术语，且在实践中无任何意义，应予删除。

　　应规定控辩平等原则。控辩平等包括平等武装、平等保护、平等对抗和平等合作。这是由刑事诉讼控方具有先天强势、被追诉人具有先天弱势的诉讼地位决定的。

　　■辩护制度:改变最大争议最多

　　草案中对于侦查阶段的律师地位的规定(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律师的常规会见及例外限制等，都体现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和改变。但也存在很多争议。

　　律师作伪证该不该特别规定:刑诉法专门针对辩护人设置了第三十八条，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也规定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草案将刑诉法第三十八条适用主体由“辩护人和其他辩护人”修改为“辩护人和其他任何人”，使得该条款不再成为专门针对辩护人的“歧视性条款”，并且删除了“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内容，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给执业律师松了绑，但有代表认为这样修改还不够，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内容应予废除。“律师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民主力量而不是异己力量。刑诉法第三十八条违背了控辩平等原则，导致律师怕被追究伪证责任而不愿接手刑事案件，极大地影响了辩护权的实现。”也有代表主张保留第三十八条内容，但应设置特别程序，不宜由本案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追究律师的伪证责任，而应在本案结案后另行启动追究律师伪证责任程序。

　　律师“三权”规定还有提升空间吗?关于会见权，草案规定吸收了律师法的规定，规定会见时不被监听。草案对律师会见权作了例外限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许可，有代表认为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会见不应经过侦查机关许可。

　　关于阅卷权。草案规定从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与刑诉法规定“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大大提前了。据此，有代表认为，鉴于草案规定了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向法院移交全部案卷材料，并且规定了开庭前召集会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由审判人员主持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并规定没有向对方开示的证据，在开庭审理时不得使用。

　　关于调查取证权。草案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核实有关证据;对辩方有利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代表认为，还应增加规定律师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即自行调查取证权。

　　应增加司法机关充分听取和尊重律师辩护意见的规定。草案在这方面增加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在适用强制措施、审查批捕、侦查终结、审查起诉、非法证据排除、庭审期间审查证据(鉴定意见)、证人出庭以及死刑复核等诉讼环节，都要求相关司法机关听取辩护人意见。有代表认为，最为关键的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判阶段能充分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为此建议刑诉法在第一百六十二条增加一款，规定“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免除、减轻刑事处罚的意见，应当在判决书中载明采纳与否的意见和理由。”